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谈不上惊艳，但洪明甫在定位球上的人员安排提供了一个观察点。对一支运动战创造力有限的球队来说，角球和前场任意球是少数能靠预设结构拿分的机会。洪明甫的做法是把定位球拆成几块，主罚、第一落点争抢、二点保护和门前干扰分别交给不同的球员，再由教练组里不同的人盯。这套分工看上去琐碎，落到九十分钟里却直接决定一次角球是形成射门还是被对手顶出禁区打成反击。
一、主罚权不再集中在一人脚下
韩国队的角球主罚没有固定在某一名球员脚下，而是按左右两侧和落点要求分派。左脚球员负责右侧内旋，右脚球员负责左侧内旋，球要往小禁区线和点球点之间送。这样安排的好处是球路稳定，主罚者不需要临时改脚法，坏处是主罚者的传球质量会被直接放大，一旦前点被封，替补席上没有第二个能顶上来改节奏的人。
前场任意球的分工更细。直接射门距离的球交给脚法最好的那名球员，间接任意球的斜吊则换了另一人执行，因为斜吊需要的不是力量而是弧线控制。两种球由两人分别处理，意味着洪明甫把“能不能打门”和“能不能送到点上”当成两件不同的事，而不是让一个人全部包办。
这种分法对防守方其实不友好。守门员在排人墙之前要先确认站在球前的是谁，判断是射是传的时间被拉长了半拍。但它的前提是两名主罚者都要有稳定的出场时间，一旦其中一人被换下或者因伤缺阵，整套球路就要重新安排，临时顶替的球员通常只能完成基本传球，落点精度会掉一档。
二、第一落点的争抢按身高分工
禁区里抢第一落点的人选是固定的，中卫和前插的后腰各占一个区域，前锋负责干扰门将出击路线。洪明甫没有让所有高个子一起涌向小禁区，而是把两三个人留在禁区弧顶一带准备二点，这个安排能防止对手解围之后直接形成三打二的反击。
分工的代价是争顶人数减少。角球进攻时禁区内只有三到四名球员参与第一落点争抢，遇到对手排出密集盯人时，第一点很容易被顶出，球权随即丢掉。韩国队在这类回合里更依赖二次进攻的耐心，而不是一次顶进。
后腰前插抢点是这套分工里最不稳定的一环。后腰在防守角球时本来就要回到中线附近，进攻角球时又要冲到禁区里，往返距离长，体能消耗集中在下半场。如果比赛进入加时，这个位置的争顶质量通常会明显下降，教练组需要提前准备换人。
三、二点保护交给边后卫
禁区弧顶的二点球由两名边后卫负责，一左一右，位置在禁区线外两米左右。这个安排的目的很直接，对手解围出来的球如果落在弧顶，边后卫可以第一时间把球重新吊回禁区或者直接远射，避免球权白白丢掉。边后卫站位靠前，也意味着反击时他们要第一时间回追，职责是双重的。
这个位置对球员的阅读能力要求不低。球落在弧顶时，边后卫要先判断是补射还是重新组织，判断错了就是一脚打飞或者被对手断下打反击。洪明甫选择边后卫而不是后腰来承担这一职责，看中的是边后卫回追速度快，一旦丢球能立刻形成第一道拦截。
但边后卫压到弧顶，两翼的宽度就空了。对手如果专门安排一名速度型前锋站在中线附近等解围球，韩国队的边路会立刻暴露出来，这时候中卫必须有人提前退到边路补位，整体阵型要向后移动五到十米，进攻角球的人数因此进一步减少。
四、教练组的分工对应不同环节
定位球的训练被拆成几段，有人负责球路设计和主罚者的脚法打磨，有人负责禁区内的跑位和挡拆，还有人专门研究对手的防守站位。这种划分让每个环节都有人盯，但也带来衔接问题，球路设计和跑位设计如果不在同一套逻辑里，训练场上就会出现主罚者按A方案送球、争顶者按B方案起跳的情况。
比赛日的临场调整同样需要有人专门负责。定位球机会出现得突然，替补席要在几十秒内决定这次角球打前点还是后点，PG模拟器APP这个决定通常由负责球路的那名教练做出，再通过场边喊话传给主罚者。信息链条越长，出错的可能越大，尤其在有语言障碍或者噪音干扰的客场。
分工细化还会带来一个隐性成本，球员要记住的指令变多了。一名中卫在角球时既要记住自己的争顶区域，又要记住对手哪名球员是自己盯的人，还要记住解围后的退防路线。指令越多，执行时的犹豫就越明显，这也是很多球队在定位球上训练量很大、实战效果却一般的原因。
从韩国队本届的表现看，这套分工的价值主要在减少混乱，而不是提高直接得分。它让每个球员在角球发生时知道自己该站在哪、该做什么，避免出现所有人挤在门前却没人保护二点的场面。真正决定成败的仍然是主罚者的落点精度和争顶者的对抗质量，这两项靠分工解决不了。
洪明甫把定位球拆得这么细，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球队在运动战中的现实处境。当一支球队很难通过连续传递撕开防线时，死球就成了少数可以提前设计的机会，教练组在这上面投入更多人力是合理的选择。这套方法能不能延续，取决于下一批主罚者能否稳定进入首发，以及争顶球员的身高条件是否还在。
